案情简介：

   前不久，笔者代理了一件涉及婚后财产纠纷的案件，案情大致是这样的，张某（男）与周某（女）均为同一国营单位的职工，在96年左右，单位开始集资建房，双方都按照单位的建房政策分别缴纳了集资建房款，其中周某缴纳了2万余元、张某缴纳了1万余元，随后双方经人介绍认识相恋并同居。在同居期间，单位出台房改政策，即每人限购一套房屋，存在夫妻关系的，双方只能限购一套，同时根据职工工龄的长短可获得一定的购房优惠。此时双方正处于恋爱同居期间，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但考虑到将来可能要结婚，加上张某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经商量后，张某将已集资的房款1万余元从单位退回，部分用于共同生活开支，99年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在婚后又补缴了2000余元的集资款后，周某个人单独获得了该房屋的全产权。去年双方因感情不和诉诸法院，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看似平息的婚姻再起波澜，离婚后张某立即又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这套办理在周某名下的房屋。本案经多次开庭，并经历一审、二审，两审法院均认为该房屋虽然购买于同居期间，但基于周某单独不具备购买资格以及张某从单位退回的1万余元用于了共同生活开支，判决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最终予以平均分割。

律师点评：

  对于法院的两审判决，作为周某的代理人感到不解，法院的判决不论从认定事实的角度，还是从适用法律的角度，笔者认为均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本案双方在同居期间并没有对该集资房有过出资，双方的第一笔出资款均为认识以前各自向单位缴纳，最后一笔2000余元集资款为99年结婚后缴纳。其次，在同居期间，单位的房改政策规定了如果是夫妻的，才只允许购买一套，但在当时双方只是恋爱关系，并不是夫妻，任何一方均有权独自购买一套住房，虽然张某从单位退回了1万余元集资款，但该款项也并非全部用于共同生活。

   对于此类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我国现主要法律规定有以下，一是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二是《物权法》第103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我们注意到在《若干意见》中规定了对于同居所得财产按照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但很遗憾最高院的该意见中并未解释何为一般共有。从民法理论上讲，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共同共有依据共同关系而产生，以共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依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共同共有只存在于以下几种情形：一、夫妻财产共有关系二；二、家庭财产共有关系；三、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的各继承人、受遗赠人之间的财产共有关系。结合《物权法》第103条来看，同居关系所得财产只存在按份共有的可能。就本案而言，作为购买房屋的核心要素—出资，大部分是上诉人周某在认识张某前单方面所为，同居期间无共同出资的行为，仅仅在婚后出资的2000余元能够按照共同共有原则分配，即使是将张某退回的1万余元集资款看做是为购房出资，再将工龄优惠款也算入房价，折算出的比例也达不到50%。

    本案因涉及单位集资建房，涉及购房资格问题，笔者并不否认确实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笔者也认同两审法院应该考虑张某在同居期间将集资款从单位退回并部分用于同居期间共同生活这一因素，但即便是基于公平原则，考虑张某对同居期间所做的贡献，也应当把握一个尺度问题，毕竟该房屋的房款几乎全是周某个人出资的，毕竟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考虑公平原则的基础是基于已查明的事情及基于现有的法律依据，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上，合理的考虑公平原则。

                                                                                                                                       蜀鼎婚姻家事团队律师   涂强   张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