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中，某县人民政府代理人认为：《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章规定，建设项目环评依法应当由建设单位来实施。为此，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由某县人民政府办理”，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梅松律师认为，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双方可以依自愿对案涉项目的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约定。虽然就法律规定而言，某县人民政府并无办理案涉项目环评手续的法定义务，但并不能因此免除其约定义务，双方关于环评手续办理主体为某县人民政府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另外，双方约定“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由某县人民政府办理”完全合情合理。理由如下：某县人民政府成立以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某项目开发协调小组，不仅给予某旅游开发公司税收优惠政策、景区门票优惠，而且愿意将土地出让金返还给某旅游开发公司、为案涉项目采取“一事一议”对相关问题进行特别处理。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愿意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打造该项目，且其付出远远超过其他一般项目。在此情况下，基于对某县人民政府的信任及某县人民政府在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中作出的承诺，考虑到国家环保政策越发严峻及案涉项目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办理环评手续的难度远超其他普通项目的客观现实，某旅游开发公司专门针对环评事宜与某县人民政府会商，并在《补充协议》中得到“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均由某县人民政府办理”这一肯定承诺后，某旅游开发公司才敢于投资该项目。

最终，省高院采纳梅松律师的代理意见，确认案涉投资合作协议合法有效。

梅松律师认为，因某县人民政府至今未能办理案涉项目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进而导致案涉项目无法办理施工许可证。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签订至今已达六年，案涉项目的环评手续至今仍无法办理，客观上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性。为此，某旅游开发公司有权基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解除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省高院采纳梅松律师的代理意见。

关于某旅游开发公司产生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省高院认为某县人民政府因未能履行办理环评手续义务并组织某旅游开发公司举行开工仪式，其违约行为及过错是导致某旅游开发公司产生损失的根本原因；某旅游开发公司未批先建以及对商业风险的误判亦存在过错。为此，省高院酌情确定某县人民政府承担70%的责任，某旅游开发公司承担30%的责任。梅松律师认为：某县人民政府为打造政绩、提升影响力，在某旅游开发公司尚未签订案涉项目土地出让合同、未办理环评手续、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安排某县国土局违法将案涉项目土地移交给某旅游开发公司，安排某县城建局违法向某旅游开发公司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于2014年5月26日组织某旅游开发公司开工。某旅游开发公司基于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和案涉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只得对案涉项目的进行投资建设。在此情况下，不宜判定某旅游开发公司存在过错，至少省高院酌情划分的某旅游开发公司承担的过错比例过高。

梅松律师认为，虽然案涉投资合作协议未约定律师代理费的承担，但本案所涉律师代理费亦系某旅游开发公司因案涉投资合作协议产生的直接损失，为此某县人民政府应当承担该笔律师代理费。省高院采纳梅松律师代理意见。

但省高院认为因某旅游开发公司实际只支付了8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为此仅支持律师代理费80万元。对此，梅松律师认为，剩余120万元律师代理费暂未支付是由于某旅游开发公司暂无支付能力所致。诉讼代理人的代理工作范围、代理费用完全确定且本所律师已积极全面履行代理工作，为此该12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必然产生。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表明，《委托代理合同》为诺成性合同，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是否实际支付律师费用均不影响债务人应按约向债权人承担律师费。为此不论该120万元律师代理费是否实际支付，某县人民政府均应承担该笔费用。否则，某旅游开发公司待实际支付该120万元后再次对某县人民政府提起诉讼，必然招致诉累。